第一节 欧洲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政治挑战是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举行公民投票是工党在野时为使党保持团结所作的许诺。出于若干理由我倒希望这是一次关于某个其他问题的挑战。欧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热衷的问题。他认为他的最大业绩是使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且既然现在他已失去领导地位，他愿对此事投入更大的热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竞选领导职务运动期间已经明显表明的那样，人们有些怀疑我对这个问题不太热心。与特德相比情况也许确实如此。但我的确真诚地相信脱离共同体将是愚蠢的；我认为共同体提供了同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的经济纽带，这一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我尤其是欢迎加入共同体后其成员资格所给予的更大的贸易机会。然而，我并不把欧洲问题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事情的试金石。虽然我认为英国最好呆在共同体内并且尽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样能够完全理解总的来说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关于英国的欧洲命运、更不用说关于欧洲的认同的夸张言辞；并不真正中肯，虽然有时我在公开讲坛上也稍许使用一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极其乐于由特德在公民投票运动中担任我们这一边最主要的角色，并由威利代表保守党担任“欧洲的英国” 的副主席， “欧洲的英国”是同亲欧的工党下院议员和自由党人合作建立的“投赞成票”运动的组织，康·奥尼尔和后来的罗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这个安排具有两个优点和两个不利之处。优点是，虽然我在运动的开始与结尾时需要以高姿态公开露面，但我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党内最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人将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线。两个不利之处也许是我应该预见得到的，首先这将使特德东山再起的胃口增强，其次是保守党内外决意摆脱我的势力将会试图利用正在开展争取“赞成”票运动的各党联盟，把它作为一场争取成立“中间派”联合政府运动的核心。
我还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难。我从特德那里继承下来的立场是彻底反对关于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个思想，理由是这违反宪法而且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即使我曾经想要改变这一立场，我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我就任领导职务仅仅两周后，政府就公布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书。此外，把公民投票攻击为一种只是图谋使工党内阁保持团结的宪法上的畸形怪物，党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政治好处。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显然有个实际问题，即无论保守党提出什么样的抗议，我们横竖都必须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们将会很快就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恰当的结果的话。其次，而且还只是个模糊的想法，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某个个别问题使得国家而不是政党发生了分裂、大选并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手段时，也许就需要号召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样，如果一个获得好斗的工会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试图在宪法惯例的掩饰下向基本自由权挑战的话，保守党反对派就可能试图这样做。
我决定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举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国政治中具有相当悠久的渊源和历史。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上议院的权限、征收粮食关税等问题上都被提出过——有时是由保守党领袖们提出的。1945年丘吉尔曾提出讨论就议会任期延长到日本被打败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这些案例中没有哪一次曾经举行过事实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严肃认真地对待主张举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则显然是错误的。我尤其被迪赛的《宪法的法则》第八次修订版中的下述论断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决权；全体国民拥有主权，他们完全可以发布命令称，没有国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宪法。”
我就这些论点咨询影子内阁的法律事务发言人迈克尔·海弗斯。他的回答当时在我看来是很有权威的。他说回顾一下保守党曾经支持过的举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们可以说除了征收粮食关税的案例——这次是党力图避免发生破坏性分裂（如同工党现在的情况一样）——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完全合乎宪法的。此外，议会都没有就其中的任何问题作出过决定，我们也都不曾冒单方面破坏条约的风险。他的结论是，过去的先例并没有为就是否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当的理由。
因此，3月11日星期二我在议会的公民投票问题辩论中发言时，已透彻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这将是我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初次演说。尽管我对我所谈论的情况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这是我喜欢作的那类演说。政府在论辩中的主要理性弱点是在关于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样对议会“具有约束力”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混乱不清。如果它具有约束力，那么议会的权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议会的权力对于议会双方的反对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并不具有约束力，那么它的威力何在？我并没有在我的演说中排除采取公民投票的办法，但我极力主张有必要考虑全部的宪法含意。我驳回政府提出的关于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案很独特因而需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论点。我说：
“要采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公民投票应该适用于哪一类情况呢？推测起来答案将会是：适用于宪法性的变化。但是按照英国传统很难确定什么是宪法性的变化，因为我们大都沿用惯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备了合适的宪法基础——这就是说，确定了可以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公民投票也许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这样会意味着，像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情况要发展到有一份成文的宪法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成文宪法，这对议会权力的影响会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宪法法则和惯例的意识日益削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需要考虑这类问题了。
虽然该演说中还有些段落我现在是不会同意的，但这些论断对于考虑就一些问题比如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者单一的欧洲货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说仍然似乎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此时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条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一点有些人已经领悟。英国法律服从欧洲共同体法律是加入罗马条约的结果，连续的条约修改和共同体制度的实行也都会加速这一进程，这就确实导致了一种宪法的变化。而且我们由于接受了罗马条约的内容和一个特别的欧洲法庭，就已经朝成文的宪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当议会通过的法律与之冲突时，该法庭就可以消除这些法律。
下议院以312票对248票通过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4月9日星期三关于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问题辩论的结果则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事态：赞成票396张，反对票170张。从这时起直至6月5日星期四这个规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势力，两党的领导人员以及更广的、可敬的幕后统治集团一起称颂加入共同体的好处，详尽阐述对于工作岗位减少的担忧，警告欧洲内部冲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党反动分子的奇特联合——组成“投反对票的”院外活动集团／投赞成票的“运动组织得很好，经费也十分充足——这与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很快就征聘他为保守党司库。人们谈论的这场”大辩论“，实际上是戴维和戈利亚什之间的一场较量，戈利亚什最后获胜。实质性的问题往往不翼而飞。
对我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工党领导人的公然的机会主义。英国加入共同体条件的“重新谈判”根本就是不严肃的。在3月份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大家同意采取一项特殊的“财政机制”使英国兔于承受过重的财政负担：这个机制从未启动，因而也从未带来一便士的好处。然而政府分发给各家各户的小册子抛弃了工党、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在大选中使用过的所有怀疑欧洲的词藻。小册子包含着诸如下列的劝慰言词：
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通称共同农业政策）现在更加灵活，对英国的家庭主妇和农民双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条件下，英国对共同市场预算的缴款强加给我们的负担过重。新的条件确保英国将缴纳较为合理的份额……
过去共同市场朝经济与货币联盟方向的变迁对英国的就业是个威胁……
这个威胁现己消除……
说什么加入共同体可能迫使英国吃欧洲面包或者喝欧洲啤酒是荒谬的……
……采取重要决定的是部长会议，而不是共同市场的官员。
我及时地在圣欧明旅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动了保守党赞成共同市场的运动。招待会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绘成为“在师傅面前讲演的学生”。我在我的选区和其他地方发表了讲话。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电讯报》投了一篇文稿。我认为我为运动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报纸上出现了批评意见——例如《太阳报》评论说：
寻人启事：一位保守党领袖。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11天前神秘地从共同市场公民投票运动中消失。自那时以来未再被人看见过。恳请找到她者叫醒她并提醒她说，她作为反对党领袖失职了，使得国人失望。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由以我为牺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图的某些人提供给报界的。但是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这位很快从支持者变成朋友的人十分关心地告诉威利·怀特洛说，我应该更积极些。不幸的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在我预定在中央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一天，爱德华·杜坎这位1922年委员会主席发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的号召。我在就要面对报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转变方向迂回而行，而不是直接朝着布鲁塞尔前进。
公民投票的结果本身并不令人惊讶，67％投“赞成”票，33％投“反对”票。较难预料的是对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投票结果是对工党左翼的一个打击；整个运动都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纵，这时他则把托尼·本从工业大臣调任为能源大臣，他担任前一职务已成了一个政治负担，而担任后一个职务造成危害的范围受到了更多限制。对保守党人来说，博得大部分赞扬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们。我自己在议会中称赞了他。他没有作出反应。他是后来作出反应的。
报纸上很快就充满了关于特德早些时候和我在威尔顿街会晤的报道，但报道的方式暗示我并未认真提议他参加影子内阁。这些报道还暗示他现在想要利用他通过公民投票运动所获得的地位东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牺牲为代价。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关于威尔顿街会晤的真相应该让人们知道。因而，我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乔治·赫金森——他并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闻工作者——报道及时地发表了。
毫无疑问，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两件事情的鼓励。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各种各样消息灵通的评论家都在预言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任期不会持久；具体说，到圣诞节时我就会离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财政上的不负责行为和威尔逊政府现行的反企业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国陷人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这也许可以想象会导致联合政府的出现，而特德的前程则可乘势一展宏图。而且比例代表制的采用也许会使联合政府执政并长期存在下去、像我这样的人则会退出。
实际上，发生任何这种情况的机会都比评论家们想象的要小。这不只是我并无放弃领导权的打算，甚至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也没有准备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罗德·威尔逊这样精明、自信的政治家会拱手礼让，放手让他所鄙视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国的问题。如果他想退让，那要按照他的条件并在他选择的时间去做：当然这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当时没有被普遍领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尽管有人批评我，说我没有用足够的气力来鼓吹欧洲，但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个使党统一的人物。反对共同市场的保守党议员们对我并不感到怨恨。大多数后座议员对于欧洲的感觉也同我的感觉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个框架，英国能够在其中得到繁荣，而不是充当十字军。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是欧洲共同体成员的争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获得解决。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样的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内部不同的意见将重新组合。
我在欧洲问题公民投票运动期间到国外进行的两次短期访问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于4月底访问了卢森堡并参加了欧洲大会，后者要求被称为“议会”。一场关于一些琐细问题毫无生气的辩论正在进行中，在这之后我向热切的通讯社团所能说的最好的话是，该机构显然“很有价值”，它的成员也工作得“十分努力”。这个时候的大会成员仍然是由成员国指定的那些议员组成的。我们大家也许早就应该更仔细地权衡结束这一制度而赞同直接选举是否正确的问题了。至少在旧制度下，在各国议会议员和欧洲大会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些人。欧洲大会的作用有限，对它来说专职的欧洲议会议员是不必要的。当后者出现时他们就会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薪金、大方的开销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这将引起无数的问题。然而，我从访问卢森堡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欧洲大会中人们并不讲同一种语言，也没有相同的传统，这说明试图创建人为的全欧洲机构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欧洲大会中的保守党领导人彼得·柯克在卢森堡为我组织过一次招待会，他尽其所能引进一些英国的议会观念并强制实行一些财政纪律。但是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还得做比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为戴高乐党——当时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后来称保卫共和联盟——的客人被邀请去巴黎。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雅克·希拉克总理，我和他在马提翁宫（他的办公处和官邪）共进午餐，还首次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尽管这两个人的性格遇然不同——总理具有魅力，充满活力，与总统的冷恬与严谨截然不同——但是马提翁宫和爱丽舍宫都同样表明了法国的历史辉煌和民族自豪。法国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体或任何其他讲坛上总是要首先得到体现。有的人也许对于这一点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却奇特地感到这一点让人心里踏实：你知道自己的立足点。
从这时起有3个不同的但有联系的事态发展引起了我对欧洲的注意。首先，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速度与程度：尤其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对于有关欧洲大会的直接选举的安排以及我们对待欧洲货币体系的政策。其次，人们认为，我也有同感，欧洲的中间偏右政党应该更加密切合作，以针对社会党国际提出对策。第三，需要确定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中应起的作用，尤其要考虑赫尔辛基进程，此事在后面评述最为合适。
7月初比利时首相里奥·廷德曼斯来到英国。他应1974年夏巴黎首脑会议各国政府首脑的要求草拟关于“欧洲联盟”的报告。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个房间里会见了他。我已成立了一个在雷吉指导下的委员会来考虑这类事情，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外交官安东尼·罗伊尔爵士和其他人。我对廷德曼斯强调说，如果共同体自然发展而不是按照某种预先规定的结构发展那将会是最好的事情。我打算以此作为一种警告，即虽然我设想当保守党政府执政时英国将会对共同体采取比工党执政时更加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伙伴们不应想象我们渴望着来自中心的强加于人的宏伟计划。
在保守党内部，关于欧洲的辩论越来越集中在直接选举问题上。我定期收到党内意见的报告。尼尔·马顿领导的一批议员进行有力的争论，根本反对进行直接选举。人数更多的一批议员勉强承认，直接选举的通行证已经卖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按照什么选举制度来进行选举。第三批人渴望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来牵制部长会议和委员会的行动。幸运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与我们方面的分歧一样大，因而我们能够团结一致指责他们没有将有关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时提交给下院。同样令人满意的是，政府关于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这是一种维持自由党一工党联盟的姿态，于1977年12月彻底失败了。因而，第一次有关的直接选举是在我担任首相时于1979年举行的，而且是按照获多数票者当选的选举制度进行的。
关于政治一体化的压力必然有其经济上的对应物。关于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的第一批宏伟计划体现在1972年建立的所谓的“蛇形浮动汇率制”中。英国在特德执政时期参加了这一机制，表现了他对欧洲所承担的严格义务的认真态度；但在6周之内他不得不退出。然而，经济计划制定者们反而受到失败的激励，1978年底欧洲货币体系获得赞同，共同体内的9种货币中有8种参加了，只有英国呆在外面。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在我的领导下如果不去利用这一点来证明由于工党治理经济的失误使英国货币过于疲软以致无法参加，那将会是不通人情的。这是一种足够公正的策略性立场，但难于判断的是一个保守党政府应如何行事。
1978年10月底杰弗里·豪送给我一个便条，概要叙述了主张与反对参加浮动汇率的情况与理由。他认为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当政并致力于制定正确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我们可能能够参加进去。杰弗里还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党的对欧亲善态度，担心其他选择将意味着“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给法—德领导人员”。奈杰尔·劳森，一位资历较浅的财政发言人，在10月底也送给我一份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欧洲货币体系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他敏锐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作为他们效忠欧洲经济共同体事业的一部分的人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遵守纪律（欧共体的唯一优点）是否实际上有可能证明并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对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成为政治自杀”。奈杰尔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参加：但他的“最佳希望”是该体系在此后不久就会崩溃，不是由于英国货币的疲软，而是因为对其他货币的压力。我们到那时就可以就欧洲经济的汇合提出某种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议。这两篇分析的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还在演变中，但我此刻决定我们应该对欧洲货币体系继续采取一般的积极态度，同时避免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第二个重大的欧洲主题——中间偏右政党的更密切合作——最终导致于1978年建立了欧洲民主联盟。这个组织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该组织的政治意图具有更重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民主的与非民主的左派在许多方面和领域中取得进展的时期。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一些共产党似乎即将进入政府。人们感到历史与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动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国领导人才能与之搏斗并扭转这一状况。与此同时，欧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战线上进行一场恶战。
任何地方的战斗都不如在葡萄牙那么凶猛。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几周内，我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联盟中右翼的唯一政党社会民主中心的领导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而参与政治。在我见到他时，他也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自从1974年4月推翻卡埃塔诺博士的专政以来，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其他激进左派人士，与葡萄牙共产党一起，已经千方百计地成功地取得了几乎全部政权。
邻国西班牙是比较幸运的，它在佛朗哥将军于1975年11月去世后，基本上顺利地实现了独裁体制的转变。在那里，人们无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对于过于显眼的企图夺取政权做法所进行的抵抗，西班牙共产党从它1977年获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宁愿采取“欧洲共产主义”伪装的办法来同它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对应伙伴们进行竞赛。我始终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性手法，人们应该用早先的类似事物如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来理解它。它确实表明了对开明的公众舆论的力量的认识，并且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内部自信心的即将崩溃。但它并不表明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基本目标。关于这一点的唯一“证据”可以在对欧洲共产主义各国领导人员的真正态度和意图的评价中找到。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我怀有访问西德的宿愿。当然，当全球的自由范围正在不断缩小的时候，它恰好地处欧洲自由的边疆。西方的防务战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决于西德政治领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决心。康拉德·阿登纳及其继承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几位总理坚定地抵制过苏联及其东德卫星国的奉承和威胁。但是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隐蔽议事日程是按照东方的条件实现德国统一，这动摇了人们的许多设想。它无意中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促进了西德的（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中立主义态度和对东欧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的认可。人们对新东方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稳妥可靠性怀有疑虑，久不消逝，尽管维利·勃兰特的继承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很坚定，他很快就着手以他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驻扎美国中程核导弹部队的要求来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系。赫尔穆特·施密特随之对吉米·卡特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的迂回曲折做法抱着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
我渴望进行这一旅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本身的重要性，该党对保守党人来说，是另一个最大的中间偏右的欧洲政党。关于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后来成为欧洲民主联盟——的思想最初来自奥地利（基督教民主主义）人民党领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国人和我们自己必然是该联合组织中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我后来发现在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英国保守党两者的传统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远非像在意大利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德国倡导的社会市场方针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业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党派，大都奉行一种自我忏悔式、往往有点缺乏方向的经济学。
我作为保守党领袖第一次去西德访问是从1975年6月26日星期四至6月28周星期六。然而，第一个星期四晚上在英国驻波恩大使的官邸内我的头脑却集中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在那里西伍尔维奇补缺选举的选票计数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我的前任不同，我决意在补缺选举中亲自参与竟选活动，这是有点冒风险的，但是当事情进行顺利时，如同这一次的情况那样，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以7.6％的多数获胜赢得了席位。由于如通常那样党缺少现金，我没有带新闻官员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这一情况后曾向我建议，如像预料那样取得成功我应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我们同意我讲话的大意是“这是走上结束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步”，然后我会做个丘吉尔式的胜利手势一既然我是在德国，这就更合适了。戈登并没有考虑到要教我如何做这个手势。所以，第二天当我被要求就此选举结果发表评论时，我笑笑并举起了两个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兴高采烈的摄影师们把它当作一种轻松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对工党的粗俗的蔑视而不是对我们自身成功的满意。
那天晚些时候我第一次会见了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这位社会主义者。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比我的影子内阁中某些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要少得多。这两点印象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确实并不一致。赫尔穆特·施密特根据德国的经验，无法理解我们在英国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会领袖召到会议桌前明智地解决问题。我指出由于战后英国占领当局对德国工会结构所进行的改造，减少了它们的数量并使它们建在产业基础上而不是行业基础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实际的可能性。在伦敦召开这样的会将需要一个小型体育馆。（就我所知，上属改造应归功于保罗·钱伯斯，他是同盟国占领时期管理德国西部的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认识他。）我很想补充说，多数的英国工会领袖和他们的德国同行不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趣至少与对敏感的工资的讨价还价一样大。但是我决定这一点可以国待另一场合去谈。
东道主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我安排的午餐时间较晚。3位德国名人出席了午餐，他们是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和下一年联邦选举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库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当中最著名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伟大的德国财政部长路德维希·麦哈德。我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曾经和赫尔穆特·科尔有过一些讨论。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和蔼可亲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具有本能的健全头脑。但是我们彼此不会讲对方的语言，因而我们的讨论多少有点停顿。然而，关于下一个10年，我们在主导欧洲政治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大体上所见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个具有博大开放性格的人物，过分口若悬河，极度聪明而且精力特别旺盛。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思想与见解，我很难插话。像我一样，他具有明白无误的决心，要在他的党重新掌权时，为政府制订一份严谨的经过慎重思考的纲领。路德维希·艾哈德此时已不再参加任何现实的政治活动，但是显然他听说过我的政见（和经济学观点）与众不同（这就是说与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这次讨论具有吸引力。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位前总理、德国繁荣的设计师，很有风度，十分精明。他问了我许多关于我的经济方针的尖锐问题，最后他似乎感到满意了。我觉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导师辅导课中的表现良好J这3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德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巨大实力，因而我离开时觉得我们这两个党都处在反对党地位但又都准备要掌权，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第二年我进行下一次访问时是去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叙述过，这次接待部分地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远无法完全适应我在那里亲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动风格。接连不断的讲话者靠近话筒，离它一、二英寸远，对着它大声吼叫，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博得掌声的技巧看来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讲的话都消失在使用过度的话筒所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了。不论是保守党年会还是保守党中央总部的设备，都可能经受不住。
同时，在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继续进行着关于成立欧洲民主联盟的讨论。我力图说服对此不太热心的政党，它们的国家具有联合政府的传统，政治原则模糊不清，因此担心被看成右派。1976年12月我出访海牙去同荷兰政治家们进行会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个人来说具有较长期重要意义的时机，因为在这次出访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鲁德·卢伯斯，他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后来成为首相，我同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建立起一种相互有益的友谊关系。在那里我还向英国贸易商会发表讲话说：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体内思想相同的政党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当然知道历史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不过，我确信在我们检查我们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在开始时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接触与讨论，特别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赫赫有名的长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还有意大利最聪明有效的财政部长之一菲利波·潘多尔菲的接触与讨论。我的访问以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一次私人会见结束，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冈经历。这些会见始终是严格和私下会见。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后来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在我看来始终是个天意，另外，我同他还讨论了共产主义的非宗教性质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战问题。
在这次访问的公开讲话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到新生的欧洲民主联盟中来：我承认“保守”一词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轻蔑涵义，但我敦促我的东道主们考虑我们的政策相似这一现实。我亲自对阿尔多·莫罗这位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谈了这一论点。他是个处世超然的学者式的人物，在他的党内属于左派，我觉得他对我的讲话并不怎么赞同。哎呀，可悲的是，没有机会再讨论这一问题了，因为不到一年时间莫罗先生就遭到绑架并被谋杀了。
回想起来，我现在能够领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会学说在不存在强大的世俗的中间偏右政治传统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这种框架也适用于新教徒。问题是，作为一种生活观点，无论这一学说有多少优点，它本身并不足以为20世纪后期所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础。就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从地地道道的自由企业到“总体主义”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语言来乔装打扮。有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采用自由市场词藻（如果说并非一贯采取自由市场政策的话）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至少已经在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党，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则已全部走完了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说明冷战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个别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可能会博得我们多少尊敬并值得我们支持，保守党人从他们那里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
总之，来自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还是一致同意成立欧洲民主联盟。我出席了19——78年4月在萨尔茨堡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其他政党领袖有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他在赫尔。科尔于1976年10月的选举中以微弱少数失败后，成为德国右翼的总理候选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使我很感兴趣。两个人都身体魁伟，很有德国人特色。但斯特劳斯先生是个生性活泼的知识分子，十分机智，是个有造诣的雄辩家。他缺乏赫尔穆特·科尔的谨慎，在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竞争时，他的感情冲动和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名声后来使他失败了。这是在克莱斯汉姆城堡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欧洲民主联盟是奥地利人的创见，他们是极好的东道主。对我来说这也是在重要时刻的一个有用的讲坛。
我已经提到过，第三个紧迫的欧洲问题是共同体各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虽然这个问题从我成为党的领袖后不久就使我全神贯注、但我只在一个场合直接谈到过它，——在由休·托马斯帮助起草、于1978年6月23日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向天主教大会发表的一次讲演中。主题是“外交政策的原则”，论述的范围很广，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减少战争的危险。但是讲话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作用问题。我并不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具有更广泛的战略目的。作为毗邻苏联控制的东欧的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它既是一个显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块把各国政治家和人民从共产主义拉开的磁铁。此外，西欧国家在处理它们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关系时，其指导思想不应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技术转让和廉价贷款对俄国战争机器的润滑作用。
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西方提供的信用贷款、谷物和技术；关于安全与裁军的各个不同方面的谈判；苏联和卫星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现特征。除非我们像苏联那样学会从总体上来看待这一景物，否则我们将不断失算。
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虑东西方的均势问题。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最先会见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是吉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我对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断增长，而且——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国际事件的分析日益趋同。然而，这个时候我对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认为是这种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确承认理查德·尼克松在与苏联人玩弄实力游戏时所实行的“向中国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冷战胜利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永远脱离了苏联。至于“联系问题”——即承认在国家间双边关系中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之间的连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创建一个奖励与惩罚的网络以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一我的看法是，由于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削弱，这个前景遭到了破坏。我对“缓和”战略是极为怀疑的。
我的肺腑直觉是，缓和是一个抚慰人心的外来词，它掩饰了平易的英语将会暴露出来的丑陋现实。人们很难看出缀靖与缓和之间有什么区别。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门事件后选出了一个由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美国陷于瘫痪，南越出现了崩溃的形势。虽然人们对于这一概念顶礼膜拜，直率地攻击它就是缺乏谨慎，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近于这样做了。这不只反映了我喜欢讲话直率，也是因为我确信西方受到哄骗的人大多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胁，但还以为很安全可靠。
对付和战胜这一威胁的第一个条件是欧洲联盟应该洞察正在发生的情况；其次而且同样重要的条件是我们应该唤起改变这一状况的意志。甚至在英国的危险的经济状况下我们仍然拥有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并且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反击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设想情况总会是这样。有时衰退一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只是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心理的各个领域中——可能变得不可逆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紧急就要承担风险。相应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务讲话就是一个风险。
事态发展继续证实了我的分析。3月间工党政府的防务白皮书宣布大力削减防务预算，在下一个10年期间削减47亿英镑。同月，亚历山大·谢列平，前克格勃头目，这时负责苏联的“工会”，作为职工大会的客人抵达英国，紧接着的那个月在各种混乱的场面中西贡沦陷于北越共产党人之手，使美国增添了烦恼。古巴的“顾问们”正开始到达安哥拉以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派别。然而，引发我决定讲话的是我所听到的和阅读到的关于准备召开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的情况。
召开赫尔辛基会议的主意来自苏联人，受到勃兰特总理的西德的热烈欢迎，把它看作是对新东方政策的一个贡献，然后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议事日程，西方想要苏联人参加会谈以减小他们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相互均衡缩减武力——并尊重它们各国人民的人权。但是苏联人想要什么呢？这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如同怀疑论者所怀疑的那样，他们是不会实践他们签订的协议的，所以除非将会产生一些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结果，他们就不会去找这种麻烦。尊严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苏联及其卫星国——尤其是东欧的一些从潜在的意义来说更加脆弱的政权——能够获得国际认可，它们可能会觉得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我们想让它们觉得更加安全吗？可以论证的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最可被利用的弱点之一是它患有感到不安全的偏执症，这是因为政权本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因而缺乏效率甚至无力进行决策。如果苏联人觉得更加安全，如果他们所得到的尊严使他们具有获得信贷与技术的更大机会，如果他们受到的待遇是宽容的尊敬而不是怀疑的敌意，他们又会如何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呢？
这当然导致了下一个问题：苏联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如果苏联领导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许稍微有点死板，但是愿意接受劝说，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异，那么与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确实将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问题是没有哪个真正了解苏联制度的人相信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制度是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它采用精细的或粗糙的手法来塑造该制度内的每个人和机构。这方面的证据是它对敢于对它表示异议的一小部分人的残酷无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不只是某种引起西方同情或义愤的事情：它是一份关于那个制度的性质与目标的自述，该制度把他们视为对其生存的莫大威胁。但是要了解关于苏联的真相不需要聆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话——虽然如同我将叙述的那样，他的话对我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人们只需要求助于《真理报》乏味的文章就能证实苏联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缓和和由之而来的关于赫尔辛基会议的倡议的：
和平共处并不表示两种世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的结束。这一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彻底的最后胜利。［《真理报》，1973年8月22日］
换句话说，不会放松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苏联权势和共产主义革命。如果这一言论是苏联意图的真实反映——而且有大量证据证明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对于苏联人的外部压力的任何减弱都只会造成他们拥有更多的办法和机会来“埋葬我们”的结果。
如果我就这些问题向公认的智慧提出挑战，我就需要专家的帮助。但是多数专家都已抢占苏联学这个不费劲而赚大钱的机会，他们获得官方的赞同，忙于同“经过批准的”苏联学术界人士和新闻界的交流，在专业上极为自鸣得意。然而，我从《每日电讯报》的约翰·奥沙利文那里听说有个人叫罗伯特·康奎斯特，他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大胆的苏联批评家。我请他帮助我，我们一起写出了我于1975年7月26日星期六在切尔西发表的讲话稿；此事只在事前几天才作出安排。我预先没有向雷吉·莫德林或者影子内阁中的任何其他人讲起这件事，因为我知道那样做只会招来劝阻和告诫，而且无疑会被泄露出去——特别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话。
我在讲话的开头把西方和苏联之间巨大的军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势力的退却这个背景下来讲述。我把人们的注意力特别吸引到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方面去，指出苏联海军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所拥有的核潜艇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军所有的核潜艇加在一起还要多，水面舰艇也超出了保护苏联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论证说，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没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更重要的了，接着又说一个孤立主义的英国将会鼓励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
我接着论述了即将来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我没有直接攻击缓和，实际上我要求实现“真正的”缓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年6月的讲话以阐明苏联人的真实意图。勃列日涅夫曾经断言，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可能放松意识形态斗争。相反，我们必须为这一斗争将会加剧并且变成一种甚至形式更加尖锐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作好准备”。
我们早已知道，人权将是赫尔辛基一揽子协议的所谓“第三个篮子”——“在人道主义和其他领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头谅解的主题。但是我对苏联人的真诚并不信任：的确如此，既然他们的整个制度依靠的是镇压，也就很难看出他们如何可能遵守协议。我认为，对那些出席赫尔辛基会议的许多人——而且不仅是站在共产主义这一边的人——来说，关于人权的承诺可能会被视为天花乱坠的词藻而不是必须加以严格监察的明确条件。所以我特别提到：
我们必须为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而努力，但是在我们同东方集团的谈判中我们决不能把言词或姿态当作真正的缓和接受下来。除非苏联领导人表明他们固有的态度确实正在开始变化，否则来自首脑会议滔滔不绝的言词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烈支持那些欧洲与美国发言人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除非在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进步，否则在走向稳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进展的。
对于这个讲话的反应证实了我是个不合群的女人。赫尔辛基协议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我能够想像得到那些聪明人物对我的冲动和轻率会大摇其头。雷吉·莫德林立即来到福拉德街见我，对我未与他商议就发表这样一篇讲话感到气愤，他不同意讲话的内容。我没有让步。确实，勃列日涅夫先生对赫尔辛基会议所获成就的明显满意使我确信我还要谈论这个主题：他把它描述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结局的一个必要总结”。换句话说他把它——也许还完全包括关于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协议”外不得改变欧洲边界的承诺——看作是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使之合法化。他们是在战争结束时用武力和欺骗得到东欧的。
如今人们以赞许的眼光来看待1975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因为苏联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利用该会议的协议条款作为他们同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纲领。而且事实上，通过使人权成为一种条约义务而不再是国内立法，给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杠杆。然而，如果没有继之而来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重下决心和加强防务，他们的勇气几乎会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做法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在此之前的扩张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进行扩张是历史的必然。扩张使他们获得了关于他们的历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这个钳形运动——重新获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只是抵销了苏联人从赫尔辛基会议得到的好处，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认。没有这个运动，赫尔辛基会议只不过是走向失败道路上的又一步骤而已。
我发表赫尔辛基讲话之后，没有收到访苏的邀请。这并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党领袖是另外一个人，则可能会收到这类邀请。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对在实践中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因而，当有人邀请我去访问罗马尼亚时我接受了。我对这个国家早已有所了解，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时获得的。有件事看来似乎不大可能，这时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定期的英国—罗马尼亚教育研讨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剑桥举行。我的罗马尼亚交流伙伴是米尔西亚·马利塔，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其他“文化界”大事一样，这些研讨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与外交目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我认为我对罗马尼亚本身的文化财富是没有怀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巴尔干半岛的巴黎”知名（那时还没有受到齐奥塞斯库20世纪80年代妄自尊大的建筑计划的晚期蹂躏），而且还有闪闪发光色彩鲜明的布科维纳修道院教堂，我在1971年9月参观过。不足为奇的是，罗马尼亚人在我成为反对党领袖后急于继续对我进行教化，而这暂时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于1975年9月初第二次访问罗马尼亚，这时它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继承其前任格奥尔基·德治（早已声名狼藉）的衣钵，已经为罗马尼亚规划了一条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独立的道路；例如，1968年他访问布拉格，带着明显的诚意表示了对波兰改革运动的支持并激烈谴责俄国对它的镇压。当时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认为应该给予罗马尼亚谨慎的支持，希望它的榜样可能导致苏联控制的东欧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实际上，齐奥塞斯库正在耍弄一种残酷无情的花招，在任何时刻只要认为合适，种族紧张关系（与匈牙利）、东西方竞争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 和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于1971年和1975年两次同齐奥塞斯库谈话之间他已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虽然他在1965年已经成为实际领导人，但是直到1974年他才集党的领袖以及国家与政府首脑的职责于一身。从这时起他就更加无所约束地沉迷于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们西方人没有充分了解的是，齐奥塞斯库既是斯大林主义的返祖，而且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又是更加传统的巴尔干半岛专制主义的返租，他的家庭的发迹和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是后者本质的饰物。在我看来，齐奥塞斯库本人从来不是什么非凡人物，他是个冷淡而缺乏风趣的人，口中喷吐出一连串的统计数字，举止做作、拘泥于形式。我们讨论了苏联威胁问题，他还向我长篇大论他讲述了罗马尼亚经济取得的惊人成就，这些内容后来又忠实地反映在向导、外交官和工厂经理的介绍中。他对于“投资”水平尤其引以为豪，把它看作一份国民收入，这一点肯定使西方国家相形见继。当然，实际上，误导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罗马尼亚受到的错误引导甚于其他国家，它的人民，除了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还被带着参观了一个专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学研究所。我的向导不是别人而正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她早已开始沉迷于个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谬程度可与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对人类的后果不同而已：她决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赢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的情况表明，她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聚合物，什么是多边形。但是由于有翻译和冗长讲话的防御工事，她的表演相当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尼亚的确显示了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更多的特征。我参观了一个工厂并从负责人那里——我推测他们是管理部门人员——听到了一连串的谈公司的成就。我说，“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这里的工会领袖们谈话吗？也许他们可能要补充说几句。”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惊讶的神色。“那就是我们！”他们回答说。工厂的工人个人——或者实际上是该工厂正在向他们的房子上空冒着一阵阵浓浓褐烟的左邻右舍——可能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是另一回事。因为如同在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那样，罗马尼亚的工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产业性的机构。
稍过一会儿我同罗马尼亚“议会”议员们共进晚餐。有人向我说明，要参加议会竞选，必须先成为某个经过批准的、即可靠的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他们给我看了大约有35个这种机构的名单。我往下看时，“养蜂人工会”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我以严肃的方式开始向他们提出问题。养蜂人集团在议会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领导人是谁？派别情况如何？有没有一个反养蜂人派别？那天晚上悄悄地过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对我一个最后的实用教训是要设想老是有人在偷听你的话，这是任何访问东方集团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尽快记住的事情。这对像我这样在这个国家只停留几天的人来说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早已以一种先进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来说，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剧。在英国大使馆早就有人告诉过我，我们的一位外交官急于为他的幼儿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罗马尼亚报纸上刊登合适的广告，他们判定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是在大使馆的电话上向一位感到惊讶的朋友谈他的紧急要求。显然，一位罗马尼亚官员毫不尴尬地，在略微交谈一个很不相同的话题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一名候选人。
理查德·赖德尔和我被安排在国宾馆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打开的木头格子窗，这无疑有利于通风，但可能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当我想要听新闻时我没有办法使电视机工作。理查德来弄也不成功。我们正在摆弄时有人敲门，来的是宾馆工作人员，他帮助我们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这次访问之前，我对该政权的压迫性质也几乎没有什么幻想。不管西方的战略利益可能要求什么，我坚决认为应该坚持施加压力以提高对人权的尊重，尤其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墨迹还没有干的时候。在英国流放的罗马尼亚人团体得悉我即将出访，送给我一份5名政治犯的名单，请求我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立刻应允这样做。但是不知怎么外交部得到了关于此事的风声，企图坚决劝阻我，理由是这将会没有意义地疏远齐奥塞斯库。一位高级公务员亲自指出了我的意图是极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话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单交给了罗马尼亚人并且说这些人是被错误监禁的，必须予以释放。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后来被释放了。
毫无疑问，我在1975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国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意义最重大的——是9月间对美国的访问。当然，我早已知道一些关于美国的情况；而且我喜欢并钦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况。然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会见那里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并且以某种近似平等的条件来这样做。有人向我保证传媒对此将予以充分的注意，虽然这主要是考虑到英国的股票已经罕见地下跌这个令人沮丧的原因。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正集中报道英国经济的骤然下降，工会权力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展以及人们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溃。除了幸灾乐祸以外，明显地还有某种使人烦恼不已的担忧，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门事件的创伤之后正在美国本身历经一种不同的深重危机之苦，它可能会同英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同诺曼·拉蒙特讨论过这一形势，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罗斯蔡尔兹一起工作，这使他能够使我不断了解英国金融城和国外的情况。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同政治家、官员和舆论界人士谈过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该印象被证明是准确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经开始适度增加，这使他们越发担忧英国发生的情况。首相最近去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变人们对英国现状的感受。他声称我们的所有困难都被大大地夸大了。人们所期望的是与此不同的和更加严肃的态度。我决心持这种态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飞往纽约以便作出传媒工作安排。就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他打电话对我说，人们对我出访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应该使我将要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一在纽约的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讲话——成为一颗巨型炸弹，而不是按原计划作一次低调演讲，把主要讲话留到此后在华盛顿发表。这要求我同亚当·里德利如疯似狂地在最后一分钟重写讲话稿，而这一点在讲稿中留下了痕迹。讲话的大部分说得完全恰当。一开始就正面针对美国关于当代英国可悲境地的评论并予以严肃的论述。然后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称之为“渐进式的协商一致的观点上来，这种主张是指国家应该在许多战线上积极促进平等关系：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方面”。我接着又详细分析了上述主张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如赋税过重、不鼓励企业、榨取利润、通过通货膨胀和负利率欺骗储蓄者，以及公营部门和政府开支的明显无情增长等。
不幸的是，保守党中央总部增补了草稿，更为严重的是在向报界发表的“最后”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话，说约束政府开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数量一样，需要作出强硬的痛苦的决定。实际上在工党政府统治下，作为没有公开认可的治疗配给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不过，但白地声明这一点——尤其是以轻轻带过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烦了。在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讲话稿时亚当和我让它通过了。幸好，当戈登在纽约看到这一份讲话稿时，他立即领悟到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害并删去了这个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发布的新闻稿通常都附有一个正式条件，即“以实际讲话为准”。这样他就能够给舰队街的编辑们打电话说有问题的那一页，虽然他们是从中央总部收到的，但并未被实际采用，所以也不需要报道。他们都很尊敬他，因而照办了；但《太阳报》的头版在用某种较温和的标题来代替之前已经临时在显著位置采用了“玛吉说，让它们消亡吧”这个标题，真是千钧一发，幸免于难。
实际上，这篇讲话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受到工党政府的攻击，说我在国外贬低了英国。事实上，我带到美国去的关于英国的信息本质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即这个国家的潜力很大，足以经受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后来优雅地批评我在美国讲演中放进了“容易引起辩论的段落”，他的批评在我所停留的英国大使馆中得到了忠实的反响。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报界吹风时说了对我不利的话。戈登·里斯很快发现了所发生的情况。我回到英国后就此与吉姆·卡拉汉进行了措词尖锐的信件交换。
我在意识到想把我变成这副模样的企图后，就利用我向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放弃目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就会具有保证其迅速恢复的根本实力。民意的转变，反对极左派，我国能源的雄厚储备以及我国科学的潜在能力——获得72项诺贝尔奖，比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加在一起的还要多——都证明从长期看应持乐观主义态度。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找到我们的道路。诚然，从关于英国的一些报道看，形势仍然是严重的，他们这样报道是正确的。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我看到一些迹象，即我国人民准备作出顽强的选择，走更艰苦的道路。我们仍然是曾经为自由而奋斗过而且获胜的同样的人。冒险精神、发明创造能力、决心仍然是我们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患有某种英国病，但我国的机体是健全的，而且我们有勇气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胜利。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福特政府的几位关键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认识的。但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比尔·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场头脑的财政部长，他抛弃了尼克松总统在位时强制实行的工资与物价控制。我还会见了非常有经验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是国防部长，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缓和的主要人物。
我还受到福特总统本人的接见。他个头很大、性情和蔼，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级职位。他已开始喜欢这份工作，这也许使他本人感到惊奇并使其他人也感到惊奇。他已经在他周围集合或继承了一批有才干的人马并且已向欧洲人表明美国尽管有着国内政治的这些大动荡，仍然继续承担着有关他们的安全的义务。实际上，他具有当前政治用语中称为“一双安全的手”的优缺点。他不是那种向公认的正统观念表示异议的人，我越来越认为那些公认的正统观点应该受到非难。但他是一个使人放心和稳健的人物，他帮助美国治愈了自己造成的水门事件的创伤。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时期过后，他的政府的命运正在不断改善。他还没有宣布争取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意图而某位名为罗纳德·里根的州长正在开展着天才有效的竞选运动。福特总统再次当选的前景显得很好。我离开美国时希望他会获得成功。
我回到伦敦时发现了关于我访美之行的新闻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党假装出来的义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人们越注意我的论点，就越认真地对待这些论点。我还很快意识到保守党上层集团内部态度的变化。那些把我就任领导职务看作是一次令人烦恼和暂时侥幸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仅显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认真对待，我在赫尔辛基讲话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古怪而是更有先见之明了。
9月末，担当苏联代理人的古巴人开始把军队大批派入安哥拉。12月间美国参议院推翻了福特总统关于向那里的反共势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圣诞节假期间思考井阅读了更多有关材料，我决定要再发表一次讲话。
这一次我按照常规办事，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份讲话草稿，这也许证明了他对我讲话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说的那样，“这太软弱无力了，连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鲍勃·康奎斯特现已离开，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请罗伯特·莫斯帮助我。罗伯特是《经济学家》的外事报道编辑，安全与战略问题专家，为反对咄咄逼人的工会权力而设立的全国自由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命里注定是一位畅销小说家，结果证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选者。
我于1月19日星期一在肯星顿市政厅发表的讲话涉及的范围和前一年的切尔西讲话差不多，只是更集中于防务问题并包含着关于苏联威胁的更加强硬的语言。讲话谴责工党政府“当英国及其盟国面临着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威胁的时刻却在拆除我们的防务”。讲话对苏联的意图作了不同于缓和论者的分析。
俄国由一些有耐心的、有远见的人的专政统治着，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与陆军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庞大的主要是内陆的国家只是为了守卫它本国的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俄国人集中精力于统治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这个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强大帝国的手段。苏联政治局中的人无需担忧舆论的涨落。他们把枪炮放在黄油之前，而我们则把几乎每样东西都放在枪炮之前。“
我提出了关于在中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里，后者以15万人、将近1万辆坦克和2600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强调说，西方的防务不能只在欧洲得到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供应线也必须受到保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受到苏联支持的部队正在安哥拉做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得到准许的话，他们完全可能得出结论说，他们能在别处重复这一做法。
对这篇讲话的反应，尤其是在英国报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对切尔西讲话的反应有利得多。《每日电讯报》将社论冠以《关于俄罗斯的真相》的标题。《泰晤士报》承认“西方有自满”。苏联的反应也来得不慢。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给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亲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从不同的苏联宣传喉舌那里传出了一连串粗野的抨击。但是杜撰“铁娘子”这个词并用来描述我的人则是红军报纸《红星报》办公室的某位盲从上级的官员，他的想象力超过了他的判断力。
当戈登，里斯在报业联合会的电讯稿上读到《红星报》的话时，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们已经于无意中把我放在了一个作为他们最强硬的欧洲对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大帮忙了。
几天后我参观了沿莱茵河的英国驻军，我的肯星顿讲话确保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有人拍摄了我驾驶坦克的照片，这对我在国内也完全没有什么损伤。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的事业差一点儿比1990年11月的那次事件还要更加戏剧性地告终。
党的防务发言人之一克兰利·昂斯洛、理查德·赖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双引擎螺旋桨运输机，从莱茵达伦的英国基地飞到我们将在那里过夜的奥林豪森去。（原计划乘直升飞机去，但是气候不够好。）起飞后不久我从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讲话稿并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引擎的喧闹鼓呜声有些不正常。机舱内很冷。外面是浓浓的极冷的大雾，仔细看我能够看见机翼上结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机组人员过来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得不返回莱茵达伦去。从他的神态上我能觉察到情况严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确切的麻烦是什么。原来是雾太浓，驾驶员无法把握方向。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显然是在崇山峻岭中盲目飞行。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已使我们的飞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飞机就有停飞的危险。但愿大雾会散去，他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更糟的是，测量我们空速的仪器失灵了。我停止了关于讲话稿的工作并把它小心地放进我的公文包，往后仰靠，闭上我的眼睛并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么地，我们设法回到了莱茵达伦。我从来没有比触觉到我脚下的柏油碎石时感到更加宽慰了。
吉米·卡特于1976年底当选为美国总统，使白宫有了一个把人权放在对外政策议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对卡特政府对外政策方针的另外两个方面感到担忧。首先，处理人权问题时没有联系更广泛的政治与战略问题来考虑，而且实际上还带有某些道义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出于道义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讲求实际。有许多凌辱人权的政权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些军人政府——但它们的压制性比独裁主义政权要小一些。
此外，一个自由国家不仅对它本国而且也对非自由国家所负有的首要职责是生存下去。因此没有必要为支持一个暂时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务的然而又是令人讨厌的政权而表示歉意，尽管我们应该始终一贯地运用我们的影响去改变它最恶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内部的糊涂思想与意见不和妨碍了它奉行这样一种健全的方针。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卡特强调伊朗的人权帮助推翻了伊朗国王，而代之以压制性更强并且反对西方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如图帕斯卡尔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则是思维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维给人权和西方利益带来了显然是更糟的结果。
我的第二点批评是，人权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为简单的理由是权利最终必须用武力来维护。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下，这就要求美国在军事上强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转苏联造成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然而卡特总统对裁军承担了热情的许诺。表现为他废除了B1战略轰炸机以及后来又重新推动了卡特总统与苏联人一起倡议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总统发现他只能采取行动来改善与西方有关联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不是改善那些敌对的和强大得足以无视他的行动的国家的人权状况。
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可能就具体的方案进行争论，但就战略来说，真正重要的事实是，苏联近年来一直在远比美国人快得多地武装着自己。任何侈谈“武器限制”的协议必然导致承认由协议稳定下来的军事均势。只有从一个方面来说进行大力的武器削减，或者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重新加强美国的防御力量，才能扭转形势。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舆论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达成一项大体上相当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东西，就会对西方有利，因为这至少将会阻止苏联人的进展。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美国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优势，而这时西方很久以来已经放弃在常规武器方面与华沙条约组织保持平衡的企图。尽管这类统计必然是粗略的，但从下表可以看出变化的规模：
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力量
1966年 1976年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904 1，054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592 656
远程轰炸机 630 387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 292 1，527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107 845
远程轰炸机 155 135
来源：《军事均势》，1976—1977年，第75页。
实际上，由于苏联人生产了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核潜艇并开始集中部署对准西欧的SS20核导弹，情况将会是更加恶化。
这些事实与数字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对此感兴趣的新闻记者却太少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低估这个危险吗？我曾经密切注意乔治·基根少将所作的关于苏联对带电粒子射束研究情况的报道，他最近从美国空军情报部主任一职引退。该射束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可以提供远为有效的防御，因而可能提供一种技术使防务概念彻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这种威胁，只是在里根总统发起他的战略防御倡议时，人们才确切了解这些危险并采取了削弱苏联优势的行动。然而，早在1977年3月，《航空周和空间技术》杂志就发表了基根将军关于苏联全面威胁的范围的言论。他论证说，美国人一贯低估苏联军事实力和备战的规模，得出了灾难性的结论，“苏联今天在发动、进行一场全球性冲突并从中生存下来的能力远比美国及其盟国大得多。直到两年后发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数西方政治家才开始用这种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
当我于1977年9月再次访问美国时，卡特政府还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乐趣。卡特总统带给白宫一种新的不拘礼仪的看来符合时代气氛的作风。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这主要归因于华盛顿对外来人的不满。他拥有他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卓越的助手，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当时还不明显。
当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我曾于5月间在伦敦会见过他。尽管我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怀疑日益增长但我还是喜欢他并期待与他再次见面。我们在白宫讨论问题时，总统极想为他最近提出的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进行说明和辩解。虽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细节并且是个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但是我没有被说服。由于我确信可靠的核威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知道核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成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随声附和这项政策。
同样地，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我无法同意卡特总统或者说还包括赛勒斯·万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所偏爱的解决方针。美国人坚持认为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队应予解散。但我知道这对白种人——他们仍然享有对“武装斗争”的军事优势——来说如果没有某种真正的和平保证是永远也不会接受的。美国人还玩弄着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主张，这在我看来是同样地判断失当，因为考虑到如果他们想要说服伊恩。史密斯实行妥协的话，他们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做将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新大使彼得·杰伊是卡拉汉的女婿。当这项任命宣布时曾经有人大声指责裙带关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并钦佩彼得·杰伊的。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了解会使他成为影子内阁的一位受欢迎的吸收对象。虽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对英美商会发表讲话的引言部分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喜悦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议在前一年的工党年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该讲话中这位工党首相说：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段没有特点而又稳妥的话正是由彼得·杰伊起草的。
事实上，我在美国期间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况是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之间的一次公开分歧。他们对关于格伦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勋爵的报告以及对什么是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从铁托元帅在1948年同斯大林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就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镇压与大规模屠杀之后，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多少变得开明些，因为环境迫使他们指望西方提供财政支援和安全。这逐渐使南斯拉夫朝着某种假资本主义和准自由主义方向移动。如果铁托的每个行动不曾受到某种独特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奉承讨好，这类进展甚至还会更多。事实上，铁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像个幻想家。他说服了东方与西方这二者，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舆论，使它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国际大比赛中的一个重要参赛者。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就是在铁托倡导下成立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贷款营造了一场消费繁荣，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种混乱的半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汇款所致；但相应来说，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对该政权的影响就可能更加严重。
铁托本人的健康象征着南斯拉夫的脆弱性并在支撑着脆弱的南斯拉夫。人们广泛地预料，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将发生混乱，那时苏联人是否会再次接管控制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铁托在85岁高龄时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是身体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访问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铁托身体不好无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访问两度推延。
然而，在1977年12月初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在南斯拉夫总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战友和老朋友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达了贝尔格莱德。我的第一项义务是攀登150级台阶上到阿瓦拉山顶向巨大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我没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们下山时我觉得寒冷彻骨。然而，总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报纸也是如此。
作为“铁娘子”，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苏联可能进行干预阴影下这一事实的人。看起来似乎矛盾，这一点正是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战结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决。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是，设午宴招待过我的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基罗·格利戈罗夫现在是新近独立的、虽然是陷入战火的马基顿共和国的总统。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和我在贝尔格莱德铁托的家里拜访了他。他的个性很强，保持着某些对于他过去火焰似游击队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无疑丢弃了说明他战后统治地位的内在的坚强。我们讨论了关于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关于他身后之事这个隐隐呈现的问题没有包括在我们的会谈中。也许他早已断定，尽管有宪法规定的一切详尽的保证条款，这还确实将会是场大灾难。
在我启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要求我向铁托提出密络凡·德热拉斯案件问题，后者是铁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来一直批评国内事务。德热拉斯是最近获释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据我所知是继续受到骚扰的对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会消声匿迹回到监狱中去。我决定放一炮试探一下铁托的态度。我假装天真他说我对德热拉斯获释感到非常高兴。铁托对我怒目而视。
“是的，他已出来了。”总统说，“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继续扰乱我们的宪法，他就会径直走回监狱去。”
“哟，”我回答说，“像德热拉斯这样的人在监狱中将比在监狱外对你造成更多的伤害”。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插话说，“她说得对，你是知道的。”
铁托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转而谈论其他事情之前暂停了一会儿。据我所知，德热拉斯呆在监狱外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斯洛沃丹·米洛塞维奇的统治下，他为了独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骚扰。
从1977年底直至1979年6月大选，通过阅读与讨论对外政策，我认为没有什么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断与分析。英国、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反对同苏联进一步妥协的态度不断强硬起来。苏联人自己在对付内部不同意见和对外冒险活动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不谨慎。到这时非洲之角已经引起了苏联的野心：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和门格斯图上校已经开始同索马里进行一场长期战争。1978年4月苏联利用假情报获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总统宣布推迟生产中子弹，中子弹本来也许有助于实现欧洲的军事均势。次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里·奥洛夫被判入狱7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以监督赫尔辛基协议执行的情况。7月间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尔·萨兰斯基和亚厉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动反苏”分别被判人狱和到劳动营服役13年和8年之久。对于任何自由之友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由于处于在野的地位我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一情况。
实际上，虽然我在当时并不明了，有3个事态发展正在展示出阻挡苏联推进的长远前景。第一个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事态是他们已经变得过于傲慢。极权主义者蔑视反对者是一种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苏联人相信，西方政治家们的失败表明西方国家的人民已屈从于失败。如果稍微讲求一下方式并多一点深谋远虑，苏联领导人本来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们的做法，尤其是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应并最后摧毁了苏联。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1978年9月一位波兰人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将会在东欧点燃一场从根本上震憾苏联帝国的革命。
最后是罗纳德·里根出来认真地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我在197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曾见到过里根州长。甚至在那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后对罗纳德·里根刚刚在军事研究院发表的卓越讲话赞不绝口。我亲自阅读了该讲话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说的意思。当我们见面对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随后的岁月中我阅读过他的讲话，这些讲话把减税视为创造财富之本，主张用加强防务取代缓和。我还阅读过他隔周一次向加利福尼亚州人民广播的许多讲话稿（他的新闻秘书定期寄给我）。这些讲话我全都同意。1978年11月在英国下议院我的的办公室内我们再次见了面。
在早期，许多美国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国选民，认为罗纳德·里根是个不能认真对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个地方听说过这一点）。现在他被许多富有思想的共和党人看作他们返回白宫的最佳入门券。罗纳德·里根无论取得什么经验，他都不是以牺牲他的信念为代价而这样做的。我发现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坚定了。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在思考如果这样一个人是美国总统的话，情况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1978年11月这样的前景似乎还很渺茫。
第三节 中东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袭击以色列的那场打得很艰苦的赎罪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东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欧佩克（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强制实行的削减石油产量、石油价格的飞涨和针对与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产国的有选择的禁运，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准依赖于无法预言的中东政治，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第二，虽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并把叙利亚军队赶到离大马士革25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比他们1967年那次打得好些，苏联人也威胁说要派军队去执行“维持和平”任务6第三，美国作出的反应是要在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从现在起，美国的外交活动成了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首要外部力量。这些活动由基辛格博士开始并由卡特总统继续进行。
对于像叙利亚、埃及和约旦这样的国家来说，而且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来说，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虽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国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从现实出发其中没有哪一项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用武装力量实现那些在寻求同以色列达成协议方面被证明是最持合作态度的国家，很可能获得美国对它们的经济的额外津贴，它们的经济由于沉重的战备需求和大量的社会主义措施而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由于对“阿拉伯事业”所承担的义务，而隐蔽或者至少是被掩盖起来的天然竞争者就露头了。这就是我于1976年：月访问埃及和叙利亚以及3月访问以色列时的中东背景。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东国家的眼里英国的政治家们明显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内阁内部，我恐怕是少数派，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传统政权都怀有强烈的尊敬与钦佩的感情。我的多数同僚都是传统的保守党“阿拉伯派”，虽然在议会党团较年轻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为追求国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英国的犹太人集团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有言论。因此，当雷吉·莫德林在1975年11月的一次下院辩论会上要求英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成立巴勒斯坦国时，党就受到公开分裂的威胁，人们对我也甚为不满。
我决定在芬奇利的前犹太军人的一次集会上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保守党认为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42号决议为基础，该决议本身强调两项根本要求：“从最近冲突中（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被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和承认该地区各个国家拥有“在没有威胁和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我补充说，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和声称为任何事业服务的恐怖主义。
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立场不只是一种旨在使我们摆脱困境的言词。我确实既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又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受到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设想它同约旦结成联邦。这两个目标并非像水火那样不能相容。尽管鉴于以色列的历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边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就不可能获得持久和平。而且对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好的出发点都是既用行动又用言词来承认以色列有权在那里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讲话引起的恐慌证实了我即将进行的访问的复杂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险性。
我于1976年1月7日星期三抵达开罗，当天晚上就和萨达特总统与夫人共进晚餐。仅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在伦敦曾进行过首次简短的会见。晚餐前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我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和直率的个性，对西方世界的实力关系有很好的理解。萨达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戏，摆平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戏剧性地驱逐了苏联顾问后，他在1973年战争期间获得过苏联的支持，但是现在再一次倾向于指望美国。就在我进行访问的两个月之后，埃及正式取消了它19——71年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声称对埃及的经济状况还算感到满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期望，即作为财政中心的贝鲁特遭到摧毁，这也许对开罗间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湾国家的帮助。但是我认为，总统对支付战争费用所花的那笔本可用作埃及和平发展的钱表示哀叹一事意义重大。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十分疲乏”，我想这话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状况。他觉得他同福特总统的关系很好，这也许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转变方向。确实，他给人的印象是，埃及将会保持中立，除非被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与叙利亚竞争关系的迹象。他对我说那个国家在黎巴嫩内战中向交战双方都提供武器，并又补充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萨达特是个难对付的人，敢于大胆行事，他正在考虑使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然而，我无法预见这个变化将会是多么巨大。不到两年，他去耶路撒冷进行了他的历史性访问，这导致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间的观光游览既是一种外交需要，也是一种愉快享受。但即使这样也包含着风险。攀登了切奥普斯太金字塔后，我走了下来，还有些气喘吁吁，这时我发现有一小群摄影师、新闻记者和官员站在一匹骆驼旁边。赶骆驼人的名字是易卜拉欣，那骆驼则叫“杰克·赫尔伯特”，也许是由一名英国兵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人欢迎的饶舌的英国喜剧演员的名字这样给它命名的。看起来这是一头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访时骑过它。似乎每个人都以为我会跟着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恐怕不只是骑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骆驼背上不动。我坚决地拒绝了。易卜拉欣声称他感到很不高兴。既然亚历克爵士能骑上杰克·赫尔伯特，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不能骑呢？我看到赶骆驼人的眼神。就建议为了没有骑骆驼而付给他加倍的费用，这也许能使我们双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愿地同意了。因而英国报纸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萨达特总统欢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种不太尊严的姿态。
星期五下午我飞到大马士革，阿萨德总统刚刚庆祝了使他掌权的军事政变5周年，采用的办法是在大马士革明智地空投礼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和军队的薪金。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首脑从来没有任职两、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证实幸存下来。阿萨德是拉维特少数民族的成员，主持着一个包括多种宗教、种族和政治组织人士的政府，表现出他具有获得和保持政权的高度政治灵巧性。他的复兴党本身是一个来源于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成份的奇特的混合体，是在“一个赋有永恒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号下于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阿萨德已经把激进主义、实用主义和冷酷无情这个特殊的混合体发展成为一种精巧艺术。在中东激烈的、动荡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这种艺术。他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反对西方的领导人，他不只是要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中的许多困难负责，而且也要对策划破坏黎巴嫩一事负责。西方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幸已持续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并把他排斥在谈判之外。但是由于他屈从于苏联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西方就很容易对他采取上述做法。
叙利亚是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罗马尼亚式的窃听在我所居住的官方宾馆中显然是蔚然成风。在我们抵达时，戈登·里斯和我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发现他的浴室中没有毛巾，就来敲我的房门要求借用一抉。我刚走去拿毛巾，一名女仆就勿忙跑来把毛巾拿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人会发现他们客人的私下谈话更有意思。叙利亚人没有预先通知就邀请我第二天去参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秘密会见。我不打算同意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正式会见他们，更不用说是秘密会见，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但我同意、实际是欢迎有机会去参观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他们就安排带我去大马士革远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第二天，我们乘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不平的路到库内特拉去，这是戈兰高地叙利亚一边的最后一个城镇。它在1974年以色列军队撤退时遭到了破坏。甚至据说那里有一些墓地也遭亵读，整个城镇现在成了展示犹太复国主义罪行的陈列柜。我被告知那里现在只有一个居民，是个老太太，她拒绝离去并在整个占领期间都住在那里。可以想像，我在四处走动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们在返回大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停下来。“难民营”原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这是一个有着道路、帐蓬、社交活动厅、商店、医院和学校的庞大的居民点。我被领着看了一所学校，那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大厅内，由一位女教师非常严肃他讲课。我想像这是某种祈祷集会，便问我的向导那位妇女在讲什么。回答是：“她在提醒这些孩子们说，他们有幸来到这所学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双亲中至少有一个已被犹太人杀害。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所学校取名为”烈士学校“。
那天晚上在我回来后在总统的舒适但又朴素的住宅里同他共进晚餐。他显然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具有明确的目标。虽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但几乎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我们谈论了阿拉伯国家打算提出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在我看来，为了认真负责地制订这项决议而不至于招来美国否决的话，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总统在这件事情上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由于叙利亚总的立场是反对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那么否决一项非常亲巴勒斯坦的决议比通过一项不太亲巴勒斯坦的决议可能使他感到更加高兴。总之，很明显，那时他真正全神贯注的是黎巴嫩内战，因为他一再坚持说叙利亚永远也不会容忍黎巴嫩被瓜分。几个月以后当叙利亚军队以武力在那里进行干预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奇怪的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某种互相尊重的关系。他和我一起走到花园大门那里并且开玩笑地问道，我是否被来自附近清真寺的祷告时间报告人很早就叫醒了。我说，“不，我起床比毛拉们要早。”
我在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曾经试图成为完美的外交家，但是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使我觉得我需要更直率些。阿拉伯记者团的成员追问我英国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态度，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它。由于刚刚参观过难民营，我陈述了上述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我痛谴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并且说，除非是以法律而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否则你就不可能获得国家之间的和平。他们对此表示异议。这又激起了我的情绪，我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是得益于某种法治的话，他们就没有提问的自由。我还说我根本不同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决议，该决议把犹太复国主义描绘成为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一名新闻记者尖锐地提醒我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集团也从事过恐怖主义行动。我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我这一年龄的英国人都记得非常清楚，在1947年7月有两名来自利物浦的陆军中士被伊尔根绞死，他们的尸体还被用来设置圈套。但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不能证明另外一种恐怖主义行动是对的。当时有些人认为这种直率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失言。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非常重视原则。实际上，这不久就对我很有好处。
3月间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访问。我早些时候的会见之一是同前总理果尔达·梅厄的会见，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在位。我对她怀有极大的尊敬，而且也许作为政界的另一名妇女，我特别理解强硬与温柔这个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时表现得像慈母一般，有时则又很威严。她对于和平的前景极度悲观，并且对叙利亚人特别担心。她说我在大马上革批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讲话很勇敢并热烈地祝贺我。她也强烈地赞同我关于苏联威胁的讲话，她讨好地把这个讲话同索尔仁尼琴的言论联系起来。在她看来西方远非足够强硬。
我发现我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评论已对我与之谈话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产生了类似的印象。这时和在以后作为首相的访问中，我在谴责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退缩不前，我一贯维护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权利。这些事实允许我坦诚地、然而是作为一个朋友对以色列人说话。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后来同外交部长伊加勒·阿隆、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和总理伊扎克·拉宾的讨论中，我传达了我从埃及和叙利亚那里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领导人现在正在沿着可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路线思考问题。我还试图说服我的东道主们不仅要考虑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认识到这必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同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长远需要。但是我与之交谈的政治家们一般都很悲观，尤其是拉宾总理，他们此时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义，处理这个问题会遇到困难。
然而，一如既往，我发现在以色列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事物——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奉行民主，人们准备为他们的国家作出牺牲，并把从美国和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巨额款项用来投人生产：他们确实已使沙漠繁花似锦。然而，有一种对我永远没有吸引力的机构，那就是吉布兹民我参观过一个靠近戈兰高地的吉布兹，在那里吃了午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吉布兹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使人泄气和不自然的集体主义社会试验。我钦佩选择这样一种生活的人们，但永远也不会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女儿卡罗尔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具有某些左翼倾向的十几岁的少女，她曾告诉丹尼斯和我说，她想在一个吉布兹中消磨一段时间。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吉布兹，最后也就同意了。那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也不完备。卡罗尔的任务之一是给小鸡注射预防针。她把它们从一个箱子内取出来，给它们打针，然后把它们扔进另一个箱子。不幸的是，不时会有一架战斗机轰呜而过，小鸡们就会跳起来，最后就会混在一起。卡罗尔回来后对农场劳工的工作的看法并不那么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后来对我说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于给小鸡注射预防针，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预防社会主义的针。
我由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带着上了戈兰高地。他的见解温和而又稳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告诉我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并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托管直到产生一项保障安全的解决办法那一天。他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袭山岳的冷风中发抖，他把他的护身短上衣递给我。我就穿着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并且招致了叙利亚人的狂怒和反对。因此我对中东的第一次重大出击在该地区充满误解的气氛中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的中东之行是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1978—1979年由美国当中间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决方案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进行的。虽然戴维营协议最终未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但协议对主要参与者——吉米·卡特，梅纳切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来说是值得称颂的。在我成为首相时，协议似乎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佳基础。然而，实际上，武装的，野心勃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主要由伊朗资助并以伊朗为中心）必将打乱所有这些设想。
我是伊朗国王还在执政时访问伊朗的最后西方高级政治家之一。那里的麻烦早就开始了。1978年2月在塔布里兹发生了反对伊朗国王西方化改革计划的暴乱，毛拉们称改革计划是对伊斯兰教的邪恶攻击，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则往往是强迫破坏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骚乱频繁，卡特政府对伊朗国王的态度摇摆不定。有时，它向国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响在世界战略重地的堡垒；有时则又斥责他的人权记录并要求他实行开明的改革。这个劝告忘记的事情被伊朗国王本人很好地总结了出来：“我将像瑞典国玉那样处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样为人的活。”不论怎样，卡特政府的反复无常只是挖了伊朗国王的墙角而鼓励了他的反对者——美国在中东的潜在同盟者对这一点是不会看不到的。
至于我，我并不怀疑伊朗对于西方的战略重要性。此外，虽然按照多数定义，伊朗只处于中东的边缘，但是如同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的那样，它在这个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总之，我很钦佩伊朗国王个人，并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最终结果会是正确的。回想起来，我能认识到，这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要考虑到他的人民的风俗与习惯，这与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中世纪经济相比肯定是更为可取的，后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准。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该政权不得不在国外进行政治的与宗教的冒险主义活动。
然而，当我于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达德黑兰受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时，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伊朗在表面上是个忙忙碌碌的、繁荣的、西方式的国家。拥挤的街道上行驶着许许多多新汽车。商店向符合现代潮流的衣著华丽的妇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这个消费社会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业投资来支持，在我参观的极为现代化的伊朗国家汽车制造厂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托尼向我简要介绍了形势。他不仅同伊朗国王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对该国各地发生的情况也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人们公认，对伊朗国玉强烈亲西方的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党支持的反对派伊朗共产党（图德）。从伊朗国王公开发表的声明来判断，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经看出毛拉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种威胁。这结果证明是大正确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后来描述此事时承认他曾以为军队将能掌握局面。结果证明是大错特锗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伊朗国王的地位会瓦解得这么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宫受到司法部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接见。胡韦达是位文质彬彬的显赫人物，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后被阿亚图拉的政权处死了。
当我会见伊朗国王时，他一开始就对刚刚在阿富汗发生共产党支持的政变表示关注：他说他曾预计最终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比他设想的早了10年。他反复谈到伊朗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线。他没有流露出他对摇摆不定的西方支持者们有什么怨恨，虽然他有理由怀有这种感情。不仅美国人对他承担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伊朗人坚持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世界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传。当我离去时，他对世界事务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然，这种智慧再多也抵挡不住他正在国内面临着的颠覆。
伊朗国王是个清秀的男子，相貌有点儿憔悴，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将会使他丧命的癌症的早期征兆。他的举止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认为他的时间正在流逝。当他外出视察他的军队时，他乘坐直升飞机。这也许是一种不样的预兆：我被告知这时鉴于袭击的威胁，他总是乘直升飞机，而不穿越街道。我还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参观古老的清真寺时，对我个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特别严格的。
过后回想起来，我对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种绘画的品味，在这些绘画中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园风光中游戏玩耍。一年后，伊朗国王就会逃离该国，阿亚图拉·霍梅尼回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杀戮与恐怖活动遍地盛行。可是在这里我被邀请去观赏孔雀宝座上的辉煌灿烂的饰品以及王冠上壮观的宝石，去陶醉于金碧辉煌的琅塞波利斯废墟。
伊朗国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吗？如果美国人表现得更加坚强些，如果法国人坚持主张以阿亚图拉在伊朗不参加政治活动作为他在巴黎避难的条件，如果伊朗国王抚慰了尚属温和的穆斯林的意见，也许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伊朗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势力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抑制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第四节 亚洲与远东
1976年秋至1977年春之间，我在亚洲与远东访问了不少于8个国家。这使我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当我任首相时对我都很有用。虽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么多国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过更广泛的阅读和讨论来加以补充。
然而，当我后来回想我已获悉的情况时，在我看来有两个总的主题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一整个地区的国家对苏联权势和影响的扩张都变得更加警惕：这一点在1979年由于俄国入侵阿富汗而急剧加强。其次，中国、日本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实现新的亚洲力量均势，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碍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1976—1977年对于一个西方政治家新手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两年。因此，尽管英国报界批评我在国外花费时间大多，我对这些出访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于1976年9月5日星期日一大早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总理设宴招待我。他属于最好的那类东道主，从不让他的左翼观点来妨碍一流的宴会和严肃的但有趣的谈话。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儿女贝娜齐尔和她的几位朋友也参加了。布托总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都在林肯法律协会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师的资格培训。
布托先生曾经是一位在艰难环境下保持中立的总理。以前的军政权在同印度的灾难性战争中丧失了孟加拉，此后他帮助巴基斯坦获得了某些尊严；巴基斯坦同它强大的邻国现在有着较好的关系。但是他未能认真解决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困难。像这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那样，他力图用号召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逃避国内的经济问题，这只不过是大宗西方外援转让的简略说法。事实上，为此目的他支持过一项第三世界有关倡议。
虽然我表达我的观点时很有礼貌，但我还是被大家认为是个对这种国际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当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关系时，这多少有点使他的文职人员感到惊奇。我甚至发现他对于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国移民一事也是异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关于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终于失败了，那时第三世界开始懂得自由市场经济是繁荣的关键。然而，早在那时以前他就已经被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也许像伊朗国王那样，他已经变得过于脱离本国人民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念了。
没有人知道关于他被推翻、受审判和随后被处决的全部真相。作为首相我曾出面对他的继任者求情以饶恕他的性命，但徒劳无功。军方的决心已定。所以当我后来于1980年在铁托的葬礼上遇见齐亚哈克总统时我的感情是很奇异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亲西方，我曾设想会见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残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发现他有修养，而且他尽一切努力表现友好，当我的儿子马克于1982年1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踪了几天时，齐亚将军是首批亲自打电话表示关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统治下，巴基斯坦后来对被苏联占领当局赶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异常地宽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访问的那个时候，巴基斯坦与其邻国的关系较好，包括印度在内。实际上，这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几乎全神关注国内问题，19－75年上半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对她的运动，导致了6月间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取缔了一些政党，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权，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包括大约30名印度下院议员。在我抵达时有一种令入不安的平静。在经历了好几个不景气的年份后这时的经济形势很好，虽然人们对于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还是丰收的结果一事有着不同的意见。当然，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不可能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甚至议会中的发言也要经过检查。
但我并不觉得这对我的访问有什么妨碍。印度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笔海外援助的英国的传统联系，对我来说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确实坚决要求不应对我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新闻检查，我应能够会见反对派的代表。他们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结果，我发现，这次跟随我出访的英国报界人员比往常更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些英国报纸派来的记者在其他情况下就须按照紧急审查条例对他们进行检查。他们不仅写我的出访，也广泛地报道了印度的情况，包括绝育运动。
我在英迪拉·甘地朴素的家里同她共进午餐，在那里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并且在讨论重大政治问题时要求把盘碟都收掉。她的两个儿子桑贾伊和拉吉夫也在场，虽然前者谈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实际上据说他对许多弊端负有责任，诸如引起人们强烈反对的绝育运动和强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尽管有这一切情况，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喜欢甘地夫人的。也许我自然地同情这位女政治家是因为她面临着治理一个像印度这么庞大国家的劳累和困难。但是，尽管她长篇大论地自我辩解，说明宣布国家紧急状况的必要性，我却无法赞同她的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错了，这将在1977年她的党所遭受的毁灭性的竞选失败中表现出来。
从印度我飞往新加坡，目的是为了在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途中作短暂的停留。李光耀总理是从我担任教育大臣时起就进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对教育有相似的见解。他非常相信优胜劣汰并且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甚至社会主义者也想要毁掉文法学校。新加坡的学校与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亚洲政治家，由于是以新加坡这个小国为基础，其成就就越发显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种民主，但是由于坚决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已经为他所治理的这个小岛创造了奇迹。对我来说，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于企业的正确的经济框架，生活水准就能得到改变。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从像新加坡那样的经济中看到了西方应该仿效的一个样板，这并非出人意料。当然，李光耀享有中华民族在贸易与商业方面的文化素质的优势：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业家精神。我在同他讨论问题时发现，使我们真正联合起来的是我们共同关心苏联影响在这个地区的扩大，这是通过伪装成贸易或渔业的海军部署来进行的。后来我在担任首相期间常常求助于李光耀的明智意见和他对世界政治的渊博知识。
离开新加坡我前往新西兰。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该国，觉得十分自在。罗伯特·马尔登最近在一次大选中获胜。他是一个混合类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举止得当，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与政治哲学很混乱，因而相应地比8年后接替他的工党政府更加主张进行政府干预。他有点儿像个与马尔科姆·弗雷泽并肩站立的彪形大汉，后者是个高个儿牧场主，在总督约翰·克尔不无争议地免去前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职务之后，于1975年威为澳大利亚总理。一个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亚执政，如同在新西兰那样，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从来没有同马尔科姆·弗雷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谊。我们的观点和态度迥然不同。
鲍勃·马尔登和马尔科姆·弗雷泽两个人都不想进行创建有效的自由企业经济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们两人的政治文化基础是几乎跨越整个世纪的保护主义经济和发达的福利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到10年这两个国家的工党就都开始彻底撤销了这些国家主义的机制。但在我1976年抵达这里时，也许是由于大众舆论尚未发生充分变化，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我想当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亚自由党（相当于英国的保守党）联邦理事会发表讲话时情况可能就是这样。我在我的讲话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论断，我在英国的这类讲话中总是插入这类论断。确实，我特别想这样做，因为我一直在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个圆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点钟，这本书是我在飞机场买的，它使我对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讲话结束时的掌声远非震耳欲聋、并且从随后的评论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亚具有保守思想的听众是不习惯于这种没有负疚感的保守主义的。
我对布罗肯希尔的访问向我提供了一个动向。这是一个由矿工工会控制并主要由他们拥有的内地城镇。工会领导人见到我时很高兴，也相当惊讶。他们自豪地告诉我，如不加入工会谁也不能在这城镇中生活或工作。镇上的一个酒吧间最近对这里的规章表示异议，其直接结果就是遭到抵制并被迫关闭。我的向导们对这一公然违背自由的行为完全泰然自若，实际上还违反常情地感到高兴。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经提前看到了英国的前途。
从这次访问澳大利亚之行中获得的我所珍视的一段回忆是我仅有的一次同罗伯特。孟席斯爵士的会见，他担任总理许多年并且是英国的一位伟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够走路，但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位澳大利亚重要政治家和丘吉尔帝国战时内阁成员的个性威力，虽然一度使他成为著名的政治拳击家的讽刺才智比过去少了一点。他表示他已阅读过我最近的大部分讲话，尤其是那些告诫人们警惕苏联新的侵略的讲话时，我感到很满意。我被提醒说，当大英帝国还是一个世界大国时，已趋于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着全球观点。这是他们的眼界比较狭小的后继者们所缺少的。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种提醒。当我发现自己受到这位卓越人物的赞美时，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确的，主张缓和的权势集团是错误的。
第二年（1977年）4月当我访问中国时我从一个很不相同的来源获得了同一种类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国人对我的了解比我对他们的了解多得多。他们欣赏我在赫尔辛基和肯星顿的讲话， 并且把我看作一名有价值的反对他们称之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新成员。我的女儿卡罗尔也来了：她已决定要在澳大利亚开始她的职业生涯，而我也已说服她取道中国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庄重礼仪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药。在随行人员中还有另外两个人——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之一约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后者曾经是我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拥有关于中国的渊博知识和轶闻。道格拉斯命名我们为：“四人帮”。
驱车进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飞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迎接。当时正值旱季，天气热，到处都是尘上飞扬，静电干扰很重，因此人们告诫我不要带丝绸服装。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侧厅中举行了宴会，我是贵宾。一个中国管弦乐队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们喜爱的乐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绿袖子》。我已经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进方法，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有几样中国精美的食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让海参和鱼肚从我旁边传过去了。中国人喝茅台酒——一种用谷物酿制的烈性酒——并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习惯。我很高兴看到在场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很欣赏这种做法。但这一习惯造成了不少危险的社会问题。然而，幸运的是，我推测对妇女来说只不过啄饮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这种致命的烈酒。
3天后我乘飞机飞往南方的苏州市，这是一个有许多公园与花园的美丽的历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艺术为特色的烹任闻名。离开北京的暑热和喧闹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在绿树成荫的路上欢迎我。我看到妇女在刺绣毛泽东的丝绸画像，喂养鸭子并在取名恰当的“拙政园”中漫游。但是和平的和沉思的气氛是假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所设的宴会时有几张陈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离开我们的向导片刻去看这些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对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员的谴责。有一群人正在盘问他——发出嘘声并向这个感到惊恐的男子吐唾沫。向导们迅速地催促我们离开了那里。
从苏州我飞去杭州，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暴乱和前一年发生全面战斗的地点。也许我被邀请到那里去是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彻底地恢复。在那里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静的，毛泽东在那里有一间乡村别墅。
我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我的第一个约定活动是参观一所大学。我知道有几名英国学生根据交流计划正在这所大学学习。我询问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个学生按时出现了。 我们所到之处地面都是湿的， 家俱也擦得锃亮。大学图书馆陈列着几本《经济学家》，甚至还有英国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一切都显得太好，以致于显得不真实，然而情况就是这样。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参观过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们一行人被带去坐船游江而我们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完全迷住了，看起来这些建筑物很像是1941年日本侵略结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气氛是令人心烦和格格不入的。树丛中有扩音器在大声宣读政治文告。上海曾经是“四人帮”中3名成员的老窝，但是新政权已经能够以惊人的安详在那里确立它的权威。我曾与新市长共进过午餐，他正忙于肃清政治反对派。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过火行为——这包括火烧英国大使馆图书馆，那里收藏着无法补偿的中国书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贵的宝物被暗中保存下来。我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使我要求参观市博物馆和美术馆。展示给我的轴画和悬挂物太容易损坏，不能放在阳光下观看，我是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看到它们的。还有古代瓷器和金属制品，前者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在经过文革动乱之后，一些属于中国精华的东西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第五节 事后的思考
当我阅读这几页时，我有点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权记录经不起仔细检查的统治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确实，如果我是这些国家中某国的反对派领袖的话，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说我的自由权了。那么，我是如何设法同他们建立通情达理的良好关系的呢？
有许多解释浮现在我的脑海。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几年之内我有望在本国行使政治权力，我是作为这样一位政治家来访的。因此他们忙着与我打交道，甚至对此感到很愉快。我对此并不存在幻想。同样地，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建立某种关系以便届时并在那以后保护和推进英国的利益。既然他们是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就是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同时，我也认为能够而且应该保持某些区别：对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统治者应予正确的对待，但仅此而已；而对民主政治家们则应给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标志，从授予荣誉的爵士身份到唐宁街的官方宴会。这些都是英国馈赠的。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会大大改变独裁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
我的第二点考虑是，我能够在有些场合使得一些政治犯获得释放或移居国外，把这作为我出访的一种交换条件。被释放的人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多；但是即使少数人获释也比没有人获释要好。而且每一个人获释意味着另外10个人有希望。确实，这告诉剩下来的那些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罪恶像美德一样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个统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杀害一名政敌，可是在下午却又执行他在一项条约中所作的承诺。有些人我与之打交道时保持着警惕，但他们遵守了他们向英国所作的诺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物质上帮助过另一个国家反抗侵略与占领。
最后，国际关系总是在最佳者中择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择。即使我有能力用一个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统治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很少能够以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来取代一个坏的统治者，而且往往会是以一个更坏的来取代他。例如，那些为伊朗国王垮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须使自己顺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现实，即毛拉政权对它本国的公民压制得更加厉害，并且在国外助长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伊朗国王是稳定的支柱，如果说后来只不过是一根摇摇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个国家倾向于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别国人民的利益行事。这越发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有理由不仅对压制人权的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外交的一项目标。我可能有时怨恨过对于我在掌权时的行为的这种第二种批评；然而，不久以后，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兴。